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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人是一个普遍性的类概念，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尊卑贵贱，因而人己关系是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及官民、师生等一切关系在内的。

经学与理学的关系原本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可惜历来学者很少深入讨论它。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问题。

……以致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18)另一方面，他考察历代风俗变化与社会教化的关系，从中发现加强社会教化的重要性。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14)顾炎武：《答汪苕文》，《蒋山佣残稿》卷2，载《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19) 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施闰章博综书籍，善诗词，有《学余堂文集》二十八卷。

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在汉代以后的学术思想史上有所谓今古文之争与汉学、宋学之争，其中汉学、宋学之争尤为激烈。杨：既然生活儒学植根于当下生活，而且尤其是中国当下的生活方式，那么，这对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您的生活经历与你提出这套思想有没有关系？ 黄：呵呵。

这种转型的一个基本方向，其实就是要建构一个基于民权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这就要求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需要重新制礼作乐。譬如个体性，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很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正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孔子就是圣之时者，而不是原教旨主义者。结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当前的一些儒家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宣扬一套反启蒙、反现代性的观念，宣扬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的观念，诸如家族观念、宗法观念、帝王观念、臣民观念、男权观念等等

所以，你说生活儒学就是当下生活的儒学表达，这是可以的。首先，我并不以自由作为自己的主义。

我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情感观念，而称之为生活情感。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哈贝马斯的立场。当然，作为我的博士导师，蒙先生对我的影响更直接。有人说：黄玉顺现在不搞生活儒学了，转而搞正义论了。

生活儒学意在阐明这个问题：现代性是何以可能的？而现今的许多儒学，却是基于现代性、现代主义的，甚至是基于前现代性、前现代主义的。这就是孟子讲的论世知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第二，我敢肯定，他们一定没有认真地读过我的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因为我的思想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的那种儒学。自由是以主体性为前提的：自由是主体的自由。

我说过这样的话：生活不是为儒学而存在的，儒学倒是为生活而存在的。最近出现的女德班，就是一个典型事件。

我要回归的是孔孟的儒学，或者说是孔、孟、荀的儒学，而且不是简单地重复他们的现成结论，而是揭示他们所揭示、却被后人遗忘了的原理，从而面对我们的当下生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有真睡着了的人，有装睡着了的人。

这就是说，生活儒学不是基于现代性的，而是阐明现代性。这也是我归宗儒家的缘由所在。我刚才讲的三个层级的自由观念，在生活儒学中都有。其实，个体性的观念并不是所谓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由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决定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不过是生活的一种显现样态而已，只是生活之流的一个河段。谁不向往自由啊？严格来说，自由主义是指的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派别、或者若干派别。

这大概就是孔子讲的为己之学的意思吧。不管怎么说，您有自己的具体的生活际遇。

关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还有许多不同的思想理论，生活儒学也是其中之一。为此，儒家必须自觉地自我变革，然后积极投身于启蒙。

这种生活方式的激变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激变。而生活儒学这样一个标识，有两个关键词：生活和儒学。

对于儒家来说，这种自我启蒙既是救国，也是自救。最近郭萍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是相当深刻的。这在所谓读经运动、形形色色的国学班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就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确实存在着自由主义儒家，但这并能涵盖所有主张自由的儒家。

我自己也经常反省：这么一个贫民窟，怎么会出现了我黄玉顺这么一个人？呵呵，这当然不是说的什么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也不是说的什么舜之居深山之中，……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中国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是春秋战国时期从王权社会转向皇权社会，而这一次社会大转型则是近代以来从皇权社会转向民权社会。

然而另一方面，正是这样的放弃，敞开了让我获得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的可能。她问：如果说，自由的前提是主体性，而同时你又说，最高的境界是超越主体性的，那么，在已超越了主体性的境界中，还有自由吗？我的回答是：一方面，在这种情境中，我放弃了自己的旧的主体性。

这也可以叫做一种不由自主，这似乎正好跟自由相反，因为自由恰恰意味着自主。他打破了传统儒家形上学的性→情模式，回归了孔孟原典儒学的情→性观念。

蒙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亲炙弟子。我们知道，20世纪兴起的现代新儒学就是现代主义的，他们的基本视域就是现代性。但这还不够，还需要了解我这个人。有两种不自由：一种是非本真的不自由。

这就需要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形上的自由，例如康德所讲的自由意志，是把上述那种形下的相对主体性提升为一种形上的绝对主体性，是要为社会自由、政治自由提供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

我是1957年出生于成都的一个贫民窟中的。因此，生活儒学、中国正义论想来也必定是为皇权专制服务的。

比如，我爱一个人，我就对这个人负有责任和义务，而且我并不想免于这种责任和义务，我并不想从这种爱的关系中摆脱出来，这就叫做情不自禁。一些儒家也说：你瞧，连西方人都在批判现代性，可见现代性不是什么好东西。